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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1, 2015
當我們說到刑罰(punishment)的意義，一般認為，我們只考慮行為人在精神正常的狀態下，自主作了犯罪的決定的情況，他才可能具有刑事責任。法律也反映了這樣的價值觀，例如在英美法(common law)中，行為人不只要“做出犯罪行為”(actus reus)，犯罪時的“動機與精神狀況”(mens rea)也是考量之一。艾莉絲開車出門上班，在精神佳但趕時間的狀況，在路口明知闖紅燈者須處以罰金，還是決定踩油門前進，故處之罰金。
然而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通行的，在基本方面上幾乎幾乎不容質疑，的物理知識中，世界是被機率支配的。既然這件事就是恰好發生了，則不清楚為何艾莉絲需要為此負責。另一方面，如果艾莉絲每次經過家附近的路口，都有p_A = 52269E-4的機率闖紅燈，艾莉絲真的能改變p_A的值嗎? 倘或刑罰不會造成機率不同，那為什麼要有刑罰? (我認為怠金可以暫時一併討論)
我目前或許講得不十分清晰，但是只要想想例如醫療過失的案例，這兩件質疑就能應用上去。想想10個醫生都在精神良好，充足準備時，以及專注與慎重的態度下，進行類似的困難手術，例如說切除深層的某種良性腦腫瘤。有3個失誤使病人失血死亡，7個成功。有些人會主張3個醫生應該無罪，或至少這樣的立場是可能的。於是他們也應該主張艾莉絲，或所有其他人，都不應該受罰。若不然，他們要說明艾莉絲和醫生有什麼不同。
最近我聽到非法律系而興趣偏向心理的同學[陳文翊和林涵源]表達了這樣的意見：心理學上懲罰(punishment)，就我們所知，可以改變行為，促成學習。就好像以食物香味引導，使老鼠過迷宮，久了牠就會走了。而給猴子施予電擊，牠會知道不要打開柵門，即使往後我們取消先前的電擊。而精神異常的人，或不能自主控制的人，得減輕其刑，我們的意思其實在說: 處罰對他們是沒用的，所以法律對此置之不理。
也許他們也會說，“在艾莉絲該次闖紅燈後，雖無人傷亡，然而若處以罰金使得她的腦神經有所改變，會讓機率p_A(t)減小。而即使她從未被懲罰，她也能想像付錢的痛苦，而使p_A(t)減低。在我們乘上罰金的operator，算完之後，艾莉絲的波函數改變了，對應到闖紅燈的eigenvalue的量值則減小了。換言之，艾莉絲，其他條件均等下，較不可能去闖紅燈。”
我想這樣的話，考慮年紀很大而略有帕金森症的老太太貝絲，因為子女都不在家而開車出去買東西，因為腳抖而踩下油門，使路人輕微腦震盪。可以想像法官會從輕量之，或不罰，因為不具完全責任能力。這個理解的方式是，就算罰她錢，或把她關起來，下次有類似狀況，她也不能控制，因為闖紅燈的機率p_B = const。
這樣的觀點與機率觀相容，也涵蓋了很多我們對刑法的直覺，卻仍有許多困難。首先，懲罰真的能藉由操作制約(operational conditioning)，來降低犯罪的機率嗎? 有學者主張，累犯者的處罰不具效力，而常常會繼續犯罪，即使在監獄中。而一般人循規蹈舉的可能另有原因，例如宗教，文化傳統，或是親友的壓力。這樣觀點的人，很可能會主張廢除死刑。
姑且不論這個科學才能解決的爭論，額外還有不少問題。我們應該懲罰所有犯罪機率p > K的人嗎，其中K為某常數? 考慮家境極度清寒的克萊兒在小吃店打工，經過老闆房間時多次出現偷錢的念頭，她偷竊的機率p_C = 2.4K，卻不曾犯罪。而家境富裕的丹尼，偷竊的機率p_D = 0.06K，卻一次和同學因為好玩去偷了老師的錢包。如果我們處罰丹尼，我們也應該處罰克萊兒。若不然，則另外一些極不公平的法律，又有什麼不可以?
更有甚者，一些“罪無可逭，應永世與之隔絕”的罪犯，又很顯然毫無悔意，那我們實在不期待矯治會有什麼效果。這樣的話，他們也應該不需要受到懲罰。相反的，假設農場主人艾瑞克食用自家製作的有毒起司，而出現神智不清狀態，在兒子返家時受到極大驚嚇，而拿起槍枝掃射，後者傷重不治。神智不清屆時，他殺人的機率 p_E = 0.92 >> K，而他也並非精神病患——所以在恢復神智後，他能明白他的不對——他卻仍該當殺人罪。
事實上這樣的看法是很極端的。有可能，隨機抽樣一位“原住民”的偷竊機率會比“外省人”高，因為“原住民”平均比較貧窮。而很有可能，在美國的黑人(在某種區分下)的謀殺機率甚高於白人，甚至其期望值遠高於K。或至少在某段時間如此，或可以想像一個可能世界如此，例如日治時代的台灣，或是蜘蛛人漫畫裡的紐約。那麼，如果處罰高犯罪率的人本身是正當的，或因為工具性效益而正當，那們我們也可以讓原住民上不同學校，或隔離白人與黑人。
可能有人要說，“法律只是近似外界世界，而這不失為可行的方式。我們所觀察到的，就是艾莉絲闖紅燈，以及丹尼偷錢，那我們不妨把p_A和p_C都當成很大，其他的則無法觀察。甚至我們不妨把世界當成古典力學的方式近似，也就是決定論的。”
那這些問題更糟糕了。因為工具論者會說，只要處罰可以矯治，或有善的效益，我們可以無止盡的施以刑罰，因為犯罪者必然犯罪，嚇阻也必然有效。例如以前文字獄盛行時的中國，也許因為殺雞儆猴的效果，使民眾“犯罪機率”降低。而精神異常者，在所論情況下殺人的機率約為1，則可以不斷處刑以矯治之，或是因為無可救藥直接殺害之。
又搞不好有人會說，“子宇，你又在咬文嚼字了。艾莉絲和丹尼被懲罰，而貝絲，克萊兒和艾瑞克則否，關鍵是他們有沒有在神智清醒的情況下，而具有有責性之下做出這件事。如果他們並不符合，則否。這和世界是決定還是機率的，並沒有關係啊! 我們只是要求大家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已，這有很難懂嗎?”
如果“充分認知”和“精神正常”的定義是可操作的，不管在決定或機率的世界，那麼也許矯治或是公平等等面相根本就不重要，因為敢作敢當是一個人類社會基本的道德公理。我們並不是因為工具性目的而施刑，而是把人當成目的——因為人是理性的行為者，像康德可能會說的，應該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也許吧。但是我們又回到原點了。如果我們講不出來，什麼是有責任，或為何要處罰有責任的人；何況，到底有沒有刑罰，對世界的波函數有沒有影響，也沒人知道，而就我們所知很多波函數有高機率犯罪的人，其實沒有被處罰，那麼“有責任”的概念又代表什麼? 我們和古代獵女巫的村莊有所不同嗎? 何況，公共危險罪的存在，表示我們在某些情況下支持效益主義，那兩種觀點衝突時為何不說其實效益的位階較高? 若這些都沒有答案，法律就是神秘的，而放棄了這些問題，另一些看似極為荒謬的惡法，也並無被挑戰的餘地。
如果說不用說康德和他的朋友都沒學過量子力學，其實一般人的直覺都矛盾百出；那麼在誠實地檢視之後，也許該承認我們對刑罰的直覺是不一致的，就沒什麼好奇怪了。那麼不擲骰子的法官，也得重新想想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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