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藝
Apr. 4, 2016
三月二十二日晚上，打開電視我看到“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策劃的布魯塞爾“恐怖攻擊”的相關報導，馬上傳訊息問比利時的同學是否平安。隔天早上“世界史二”的劉慧老師講的也剛好是早期哈里發(Caliph)的擴張，實在有點巧。
討論課中同學讀到 Ibn Battuta 的旅遊日記。屆時的伊斯蘭世界傾向社會主義，甚至奴隸打破了盤子都可以去申請一個新盤子。與基督教早期發展中的教會分裂比起來，伊斯蘭對於外教已經相當寬容，因為基督徒和猶太人都是經書的子民(people of the Book)，只是“有點小錯”而非異端。另一方面那個世界自然也不是完美，也有掠奪財寶(就像十字軍)，也有鞭打奴隸(但希臘羅馬更甚)，也有血淋淋的教派衝突(拜占庭教會爭論三位一體何嘗不是)。
也許是要藉由瞭解另一個文化我們才會破除偏見，澄清誤解。面對仇恨的根源，我們自然發現融合的希望，而去追根究柢我們為何不同，搞不好也會浮現我們的相同。不只史家要“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不虛美，不隱惡”，尋常人也該如此。這時助教幽幽吐出了一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讀歷史。” ——在這背後，我想，他說不出口的是，“歷史系哪裡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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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底“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何者有用?” 當然，當然，我得先說明一下社會上所謂的“有用”是什麼。生活中用得到。可以賺錢養家。能滿足食衣住行。所以創作文學不如撲滅蚊蟲，研究醫學勝過設計衣服。沒有土木系的話房子會垮，但沒有設計師的話好像房子也沒有比較醜，反而還能省錢呢。總之科學有用，文科(arts)沒用。結案。
這樣何必爭論? 科學早就贏了，而且贏得太輕易了。理工科系搶走大部份的經費，自詡科技前沿。佔壓倒性勝利的現代科學，壟斷了“有用”的定義，而把一切文科斥為“無用”。我大部份理工同學都相當鄙視通識課。長輩擔心文科沒前途。連文科的朋友都非常憂慮自己究竟有什麼專長優勢。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常常聽到 “一本讀通! 尼采的心靈智慧” 或像 “成功人士都懂的歷史故事” 不然就是 “輕鬆讀小說，增強英語力!” 這種書，我卻沒有看過 “一生必學的一百個積分技巧” 或是 “量子力學也能看透人性”。
因為科學教育只有專家需要，人文教育則是為了每個人。讀柏拉圖我們發現古希臘時男同性戀被視為最高尚最純潔的一種愛，和今天大不相同。從基督教聖經中我們讀到羅馬帝國時期的下層民眾多麼窮困，衛生低劣，稅賦沈重。的確，外文，歷史，和社會系鼓勵學生去思考另一個迥異的脈絡，科學家則只要在體制中專心往上爬。
於是什麼時候大學成為重理輕文的職業學校了? 還不是在工業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當道，扭曲了這一切。我們忘了大學的初衷其實是培養一個“完人”呢。
話說在中古末期，兩種新階級也應運而生——自由民(freedman)，亦即原先的農奴因為特許狀(charter)而能以貨幣贖得自由；或是自耕農(free tenant)，亦即因為有些園主開放土地外租，這些僅需支付低廉稅金的佃農。現在各行各業一起償還勞役的折金，成為城市的雛形。學者聚居在一起授課，或為了行會(Guild)的需要去教育學徒，久之成為學術中心，甚至立案登記為大學。
這些“自由人”所需的種種技能被稱為自由藝(liberal arts)——包括文法，修辭與邏輯(在亂世中伶牙俐齒是很重要的)，算術與幾何(它們是最純粹的先驗知識)，音樂以及占星學(使渺小的個人和大宇宙達成和諧)。
而在文藝復興的時代，又有所謂的人文主義(humanism)——藉由熟讀希臘羅馬文獻(classics)，以增強辯才為主要目的，學會熟練的表達自己。東羅馬的陷落使西遷的學者帶來古書，於是人們重新吸收古典思想的生機，從核心價值中衍生當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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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顯學今天被打入冷宮，只有經世濟民的科技當道，該說是現代人太過功利呢，還是古代人太不務實了呢? 我想都不是。是因為文獻上的十項全能的文藝復興人從來就不是所有人。
想想希臘神殿的金箔，山牆上的諸神，是由波斯的奴隸建設的。羅馬詩歌和戲劇中的貴族大口大口的吃葡萄，呼喚奴隸端走銀盤。英國士紳在海德公園(Hyde Park)參觀水晶宮(The Crystal Palace)，印度軍人也在醞釀兵變。燦爛的文明永遠建立在對弱者的剝削甚至殖民。
而老百姓呢，是啊，人生太難，不如去賣雞排。就像《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電影演的，窮苦人家每天都是“一場戰爭”，而多活一天，就“少剩下一天”，寒風刺骨，瘟疫蔓延，沒有人會多看你一眼。不要說培養人文關懷，啟迪宇宙精神了，連字都不認識吧。
真相是那些音樂，文學，歷史和哲學都是有錢人搞出來的。巴赫(Bach)，海頓(Haydn)，或莫札特(Mozart)哪一個不是王宮貴族資助的。大哲學家維根斯坦(Wittgenstein)是維也納最有錢人家的小孩，克林姆(Klimt)來過他家畫畫，布拉姆斯常到他家舉行室內音樂會。托爾斯泰(Tolstoy )伯爵有一座大莊園，由他的賢內助幫忙照料，才有閒情逸致苦思他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今天不也是一樣。新潮的時裝只有貴婦穿得起，龍蝦只有富豪吃得起，而窮人家學不起樂器。從前的貴族大有時間舞文弄墨，布爾喬亞(Bourgeois)也有空附庸風雅，但在今日社會很不幸的人人平等，自己的錢自己賺，於是階級意識得透過大學來鞏固。好在大學使上層階級成為“有教養的人”，要不然當初只是行會的學徒培養所吧。
當然，哲學教授還是堅稱，哲學是科學之母，就像每個博士最後都是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可是不用自欺欺人了。各個科學是從哲學分出來的。亞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學被物理學取代，黑格爾(Hegel)的心靈哲學被物理學取代，最後他們揀剩下的仍是“哲學”。知道語言遊戲(Sprachspiel)讓我更會說話? 辯證歷史觀，讓我們更通曉古今之變? 有一件事他們說對了，成功人士都要讀哲學，因為吟詠兩句尼采語錄人家才知道你唸過大學。
至於為什麼積分技巧不是顯學，量子力學中沒有大智慧，我想答案很簡單，就是今天的科學已經太過專門，必須要從小學習。它的艱深導致漠不關心，進而誤解，然後成為批判的箭靶，被和社會異化，環境毒瘤，與戰爭元兇草率地劃上等號。
沒錯，“大學是為了培養一個全人”——於是教育不能只有理工。曾經如此，可是時代在變。當年一個聰明人可以精通百家，現在窮畢生之力也僅得略通一門。那麼為何不讓未來的科學家早點接受專業教育? 如果小學沒有每天研究雞兔幾隻腳，國中沒有化簡多項式，高中沒有研究排列組合，那等到大學，怎麼看得懂結構力學或電路分析呢?
就算文科不宜偏廢，他們的標準也是雙重的。好吧我不是歧視，我只是懷疑，主張四書必修的教授之中，有幾個連光電磁是同一種波都不知道呢? 那麼當專家疾呼天線基地台對人體完全無害，微波爐也不會致癌，這時候我倒要看看誰會相信。誠然一般人不需要知道閔可夫斯基空間(Minkowski space)中的線性變換，但先了解一下質能互換的效果多大，再來討論核四要不要停建，也是應該的吧?
這些質疑一直都在。從前耶魯大學學生要花兩三年念希臘文和拉丁文，而他們面對學非所用的指責，竟然答以，“熟背拉丁動詞變化(paradigm)可以訓練心靈的學習力，而熟讀困難的希臘文，可培養勇氣與毅力。” 而當王安石的新法廢掉詩賦，代以策論，蘇軾則替舊法辯護說，策論其實只是事先準備好的陳腔濫調之排列組合，寫詩作詞卻是對原創力的考驗。
這是強詞奪理。如果要改變社會，我們不用學希臘文和拉丁文，不用知道“茴”字有四種異體字。了解到晚商的青銅器富有動物造型，西周初年的則有尖銳稜脊，這有比揮金如土的富豪高尚嗎? 三餐不繼的時代，誰有辦法引流觴曲水，喝酒喝到飽，思考“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呢。在書塾中涵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固然啟人惻隱，然而為何不直接去討論年輕人拿22k的貧富差距呢?
更有甚者在納粹集中營寫詩，不是感同身受，反而是野蠻行為。這種藝術不只令人作嘔，有時更使人墮落。像柏拉圖說的，共和國(Republic)裡沒有詩人。藝術使人心蕩神馳，卻也照單全收一切邪魔歪道。華格納不是納粹，然而納粹引用的華格納則淪為宣傳品(propaganda)。拿破崙稱帝以前，軍歌也響徹雲霄，好在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曲沒有題獻給他，聽說啦。的確，藝術妝點平凡的世界，但科學才是中流砥柱。
總而言之人文素養沒什麼不好，卻不是最迫切必要的，於是不得不割捨。這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日前，因為被強迫降低會考成績門檻而影響升學比例的數據，使師大附中廢掉美術班，這顯示家長重視理工科勝於一切。柯文哲市長想要把中山和雙連站之間的地下書街改成美食街，還要調漲小巨蛋的租金。
這實在太誇張了。想像一個可能世界，死寂的餐廳裡沒有任何音樂，而為了節省LED燈呢電視都是黑白的。那就像小說《記憶繼承人》(The Giver)中的“社區”(Community)，其中種菜的只知道種菜，養小孩的養小孩，並由超級計算機幫我們最小化痛苦，最大化效益，代價則是必須放棄許多原始的事物，我們曾經珍惜的美好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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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如此呢? 藝術未必只是享樂而已，因為作品的背景時空也能借鑑今日的社會。柏拉圖的理想國之中，也把音樂(即戲劇和口傳歷史)和體能訓練放入義務教育之中啊。托爾斯泰曾經親自上沙場，擔任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的砲兵指揮官，曾和農民一起下田耕種，才會告訴我們，真誠的藝術是為了每一個人。就像普立茲獎詩人普拉斯(Sylvia Plath)在百年最冷的冬天，水管凍裂，沒有暖氣，牙齒發抖著寫下最後一本詩集。
再講到經典著作或許謬誤百出，其中的關懷卻超越時代。我們可以笑孔子的“仁”的概念模糊不清，卻不能不肯定他在分崩離析的世界中思考是非而不是利弊，秩序而非權謀。康德(Kant)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也許漏洞百出，但他的終極關懷是希望真善美能合而為一，使世界終成一家，就像《快樂頌》(An die Freude)裡面說的“全境的人們皆是兄弟”。維根斯坦把萬貫家財捐出來，上過戰場，當過老師，再回到大學時，花了十幾年思考語言的本質，最終的目的是因為他認為，活在法西斯崛起的時代，只有掃除虛幻不實的語言，我們的社會才能恢復秩序。
所以呢，科學教育的“用”在此時此刻，人文教育的“用”卻是百年大計。一個經世致用，一個潛移默化。二者涇渭分明，毫無交集，當然就沒有高下之分，也沒有爭論的必要。面對下一代的教育，它們應該相輔相成，不宜偏廢。
大錯特錯! 科學未必不是浪漫。物理和數學的訓練也產生了另一種透明的資產，也許是單位的觀念，計算的技巧，或架構的內容，哪一天卻搞不好有畫龍點睛之效。顯微鏡下的發現常源自荒誕不經的好奇，樂在其中的追尋更不打算明天就要派上用場。
像Arikan花了二十年研究的 polar code 在特殊情況能達成夢寐以求的通道容量(channel capacity)——通訊時傳播可靠資訊的上限——甫提出時學界沒有人相信這個早就被放棄的念頭。而RSA加密演算法的三位先生，念大學時應該沒有想過數論中的費馬小定理(Fermat's little theorem)有任何實用性，更不要說每分每秒的銀行匯款和網路交易上面吧。今天研究量子計算(quantum computation)，拓撲絕緣體(topological insulator)，或類神經網絡(neural network)的同學，也常被嘲笑不切實際，但說不定半世紀以後這些才是顯學呢。
另一方面文科的應用一直在身邊。二月初台南維冠大樓倒塌時，賴清德市長擬將把一部分廢墟破壞掉，去救最底層的一百多人，又因為偵測到生命跡象而暫停；隨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簡直是福特(Philippa Foot)教授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翻版啊。而兩年前抗議服貿的學生衝進行政院的例子，就是令人頭痛的法哲學問題——公民不服從能否凌駕法律，以及違法之後應否背負刑責。
勉強要說科學與文科有什麼不同，也許是科學主張“真命題只有一個”——這使我們放下身段，檢視證據，因而更加接近真相一點兒；卻也可能毫無變通，而不容異己。文科主張“真命題有很多種”——那麼面對彼此衝突，我們選擇慈善的胸懷；然而也可能墮落為浮濫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降低擁護信仰的標準。兩種教育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他們結合起來才是一個“能追求自由人生的人所必備的技能”，也就是博雅教育——今天我們稱呼自由藝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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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的理想不一定非要，也未必能，在課堂上完成。從小讓小朋友動手創造作品，勝過在外面才藝班補習。而通識學分未必需要在課堂中滿足，因為課外活動豈不比申論題更好嗎。讓小孩子去嘗試，去探索。社會需要有人穩紮穩打，也要有人激起驚濤駭浪。人生不是一場馬拉松——就算輸了又怎樣。何必幫別人裁決怎樣的人生抉擇最對?
然而這一切都要在承平而富饒的社會才可能。殘酷的是，資源永遠有限。在貧窮的社會，燒錢的基礎科學淪落為紙上談兵，而藝術也是奢侈品——那時科學和文科都不能施展全貌。那麼大家責怪“萬般皆下品，只有讀書高”的想法，那只是表象: 作父母的當然擔心小孩子吃不飽穿不暖，因為有些專長的工作真的不好找。
所以這裡不是沒有鮮嫩的幼苗，而是沒有鬆軟的土壤。我們沒有生生不息的藝術風氣，又不能支持無憂無慮的科學探尋。維也納有多少間咖啡店，倫敦就有多少間博物館，紐約多少場音樂劇。我們的街上沒有名師大家演講普及物理，只有書店裡一櫃一櫃的星座命理和勵志心理。
要改變現狀，只是再次提醒我們教育的重要，不論哪一種。而要花多少資源在立即的支票，多少在漫長的投資，永遠是一種妥協。儘管如此，現在撒的種子日後也許就是豐收。
讓遍地的野花盛開，紅的藍的紫的，被雨水澆灌，被微風撫觸。有一天小朋友會拉著你的衣袖，指著，“那裡! 滿山的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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