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美術5-B小組所有協作作業回答
w/ 李家安, 陳宥銓
spring 2015
¶ week 2, Mar. 10
在二里頭三期的陶爵(圖一)與銅爵(圖二)到二里頭四期的銅爵(圖三)，我們首先可以觀察到足的變化：三足由粗短漸臻細長，圖三甚至呈現足端尖的形貌；此外，流的造型也產生變化：圖一擁有短的流，由口沿向外微微延伸，而圖二則展現短管狀的流，至圖三時，流的造型修長、筆直的延伸，從流到尾的長度漸漸拉長。而在器身的變化上，可看到二里頭三期至二里頭四期的器身收束幅度增加，收束位置也由器身中腰挪至器身較下方的部分。鋬則有寬度的變化，把手漸漸呈現圖三的纖細感。細看圖一到圖三之間的差別，可以發現二里頭三期文物相對身形較為粗壯而穩重，而四期則較為流形而優雅。其中作為過渡期的三期銅爵，或許是出自於工匠的技藝不純熟，又或者是工匠仍熟諳於早先陶器的傳統造型而稍顯粗壯，直到更加熟悉青銅器的延展性後才得以發展出圖三的造型。
另外，二里頭三期陶爵的口沿反摺，有如仿效西方打製銅器處理口沿的工藝；尾部極尖，與流的交接處也呈現出如同銅片經過打擊凹折的效果；最為明顯的該為鋬的造型，形似銅片以鉚釘固定而成，甚至還模仿做出了鉚釘的形狀。這樣的裝飾在更早的文明中出土的陶器中是未曾見過的，當時的陶器裝飾，至多只是刻劃一些圖騰而已。或許在當時的中國，青銅是一來自遠方的稀有素材，以致於所有出現在青銅器上的外觀，都成為一種高貴的權力象徵；但是當時的工匠卻也還未學會青銅器的鑄造技術，以至於將此象徵賦於陶器之上，以表示擁有者的尊貴。
¶ week 3, Mar. 17
1. 見圖，這些遺址大體上坐落在東西向及南北向的連線上(特別是鑄銅作坊)，都不在內城之中。通常是窖藏最靠近內城外牆，墓葬較遠，作坊最遠。
為什麼有這種分布? 從作坊、灰坑和墓葬群來看，鄭州商城已是高度分工的社會，而墓葬形制和隨葬內容的差異也可讓我們推測社會的階級已產生。加上內城東北角有許多夯土台基(大型黃土建築的地基)，也許是宮殿或祭祀宗廟遺址，屬於政治及宗教中心。窖藏極有可能比鄰中小貴族居住區，於是靠近內城較近；從鄰近發現的簡陋半地穴遺跡和小型房址可資佐證。外城可能為中小型貴族居住。而作坊則可能顯示這可能是奴隸勞作區，也就遠離內城了。墓葬遺址彼此之間都相隔有一段距離。
2. 窖藏則多為貴族們將難以隨身帶離的器物貯放之處，刻意掘坑安置，已待來日取出使用，且因為主人身分高貴，器物的品質、狀態較為良好。比較兩者，窖藏器必然是有價值之物，而且以鄭州南順城街窖藏為例，方鼎是煮食大型動物骨頭用的，戈和鉞是象徵性的兵器，這些都是權力的象徵。
而墓葬則需考量到墓主身分和財富狀況。墓葬的物品多半皆為一套一套根據死者的身分所安排的，展現出墓主的身分，因為陪葬品模擬墓主生前的生活狀況。如象徵性質的禮器到生活用品如陶罐、甕、盤等。小型貴族的隨葬品有時僅有陶盆、豆、甕、盤或爵，而中型或高級貴族的隨葬則較為豐富，品項繁雜。但因為墓葬器畢竟目的不在實用，製作的品質和精美程度有時候便打了折扣。二里崗墓葬有出土斝和爵，就是小飯碗和小酒杯，都是實用的東西。以上的觀察，多多少少應證上一段所說的。
¶ week 4, Mar. 24
鄭州地區、新贛大洋洲地區和殷墟地區出土的三件器物皆為扁足圓鼎，然細探三者之間的紋飾、風格即可發現異同。鄭州龍形扁足圓鼎是典型的獸型扁足，器腹則有帶狀方形規律的幾何紋樣，兩個鼎耳和三足的位置關係未確立成形；而新贛大洋洲的虎耳扁足圓鼎的鼎足則有盾狀V型的虎紋，造型則呈現鏤空鉤紋，兩邊鼎耳上也出現虎型立獸，器腹上的紋樣繁富多變，所占面積增大，明顯的可看出獸面母題和稜脊，連器口處都環有燕尾紋飾；最後是殷墟出土的扁足鼎，鼎足末端也有虎紋，造型則較為內斂穩重，器腹的裝飾極滿，同樣也可看出獸面紋飾。
比較這三者，鄭州鼎較具有二里岡風格，紋飾較為抽象，承繼北方的傳統造型、風格；而新贛大洋洲鼎則有大膽的動物花紋和立雕，展現了寫實的裝飾風格，則具有南方地區的特色。再觀殷墟出土的鼎，則巧妙地結合了南方和北方的特色，寫實動物裝飾的元素仍然穿插出現，但是整體造型卻趨向中原穩重的重器風格。
根據Rawson的論述，新贛大洋洲和殷墟皆受到鄭州的影響，此可從他們鑄銅皆使用塊範法而時間晚於鄭州得證。而新贛在地理位置上，和鄭州、殷墟皆是相距遙遠，因此勢必具有相當獨特的地區文化色彩；故我們很能接受新贛的文物顯得格外不同。然而和鄭州相鄰的殷墟，理論上應是完全承襲了鄭州的文化特色，然而卻出現了許多鄭州不具有的裝飾。故推測殷墟仍有受到來自南方華麗、寫實風格的影響，只是仍能維持其文化本色的莊重；而在新贛，則看不到來自於殷墟的影響。若以上述三件器物說明，可以說是鄭州鼎影響到新贛鼎和殷墟鼎，殷墟鼎又承繼了新贛鼎的風格。
¶ week 8, Apr. 22
Rawson文章中用了很多形容詞: (a)平乏空洞(banal)，(b)異常(eccentric)，(c)侵略性(aggressive)和野蠻(barbaric)，(d)技術不佳(poorly executed)，(e)迂腐固守的模仿(staid imitation)。
(a)是因為周朝有許多尖尖的浮雕，重複性高，不若商朝的雷文地精細(見文章plate XIVa, b圖)。(c)是因為也常有大膽的動物形浮雕，相較下商器較為拘謹。何況二里頭當時銅器尚未成熟，商人也沒有許多尖尖的浮雕或棱脊，可見這只是文化的差異，不需過度解讀。也許在原始文化中周人設計確實較能表達活力與野性。然而很多刺刺的設計就代表民族野蠻? 這樣講純屬揣測。
(b)是事實。因為商周文化接觸下，大體設計是商的，細節卻是周的，兩者有點衝突。從三足鬲，扉棱和牛角等等設計也可知道周人和南方不無交流。周人顯然大體上一個異文化。
作者說(d)(e)也許是因為plate VIIIa(商), b(周)造型相似，周器卻較為粗劣，其菱形花紋也沒有獸面文的精細。然而這樣評論有失公允，因為某些周器的品質並不差。
總之Rawson所言大都是事實，而從客觀的角度解讀其措辭也不失大旨，而我們不用太認真看待她的形容詞字面意思。但是如果一定要比出商周文化的開化程度與高下，這就不是在一個客觀的考古學的範疇了。
題目所附的(A)婦好墓尊和(B)紙紡頭尊相比，其實(A)的作工精細不輸給(B)，而鳥型棱脊和高浮雕自然生動，甚至比(B)的陵脊還費工。又(B)的壺身曲線較平直，(A)的曲線幅度較小而婉轉，其實說周人的技術水平較低，也非絕對。
¶ week 11, May 12
早期文明用的是鍛焊(forge welding)，這是最容易的技術，也就是加熱兩部分欲相接的金屬到白熾狀態，再用鎚子敲打使而成。再進步一些，可以使用熔點較低的軟焊(soldering)——把液態金屬熔料倒到要銲接之處。今日的硬焊(brazing)，就是用焊槍把局部熔點高的金屬熔化，差異之處是熔點高達數百度C的熔料已經不是問題。
商早期的盤龍城用的是哪一種呢? 這個銅不可能是鍛焊而成的，必然是傾倒銅液。而顯然的是把手(鋬)和斝身是分開做的，因為斝腹的花紋被銅溢弄壞了一點，而且鋬有明顯範線，器身卻沒有。(鋬上有鉚釘的形狀，但應僅為受西方打製鐵器風格影響的裝飾，其實和鋬一體渾鑄成形)
然而銲接也有分兩種: 分鑄，也就是先鑄岀器身與部件(這裡是鋬)，再局部倒銅鑄接它們。或者是後鑄，也就是先做器身，再把部件的範卡在上面，再倒銅。顯然分鑄有許多好處: 所需銅液較少，冷卻快，佚失的也少。後鑄者，若範不密合，可能會留下來損壞器身花紋，而等待全部完成也要花較久。既然分鑄好處較多，為何還有出現後鑄的例子? 我們只能推測，舀起大量銅液的過程會有技術困難，或是欲鑄接處難以平放好等待銅冷卻，或器耳太大難以固定，還不如以後鑄法一次澆鑄。
那盤龍城斝的是哪一種? 雖然分鑄與後鑄都會溢出銅，從溢出的銅再冷凝時自然流下的樣子，也許是分鑄而成的。而且斝相當小型，實在沒有需要費事使用後鑄法來完成。此外，因為斝身不規則，若用後鑄法恐怕會需要做出高難度不規則的範。由以上幾點，我們相信此斝是由分鑄而成的。
¶ week 12, May 19
Ledderose提出模組(module)概念大致是指，它構成一個物體的不同部分，且可以在一定容許範圍內可任意組合。也就是說，用module概念製出的器物花紋可以客製化調控，各module中的units可以自由的調配。例如圖(一)的方彝，我們推測應該為塊範法製作。雖然看不到明顯範線，但那有可能是被後來鑄接上去的鳥形稜脊所掩蓋。重要的是上面的獸面母題，或更細部觀察發現上面的龍形紋，可視為一個模組，而當這些花紋可能隨著方彝的四個面之形狀得被壓縮或擴展時，地紋(或說龍形)也就會被增捕或省略。同理可證，module的概念小則建立於動物紋式本身，前者具有眉、眼和像是鬍鬚的紋飾組成一整個獸面；若將module的概念較大範圍的建立在整個器物上，獸面紋、鳥形稜脊、鳥紋組成了一個方彝。
圖(二)的東周銅鑑製作精良、器身有重複性的蟠螭紋紋飾，另有形狀繁複的附耳和活動提把，應為二次鑄上去的。若我們以module的概念來看，我們能說繩紋、蟠魑紋和獸面附耳作為模組組成了銅鑑；若另外聚焦在銅鑑上重複性的花紋，重複壓印接合的蟠螭紋也可以說是一種模組，運用小蛇反覆出現填滿整個空間。
在花紋的鑄造部分，我們認為銅鑑用到了印模法。印模法較省事，且相當適合大量生產。然而一些手續也較費工，特別是把濕的粘土壓上負印模(negative)，彎成適當角度，再壓上陶範上。然而在拼合時要冒著無法吻合的風險。相較之下方彝應為直接雕刻製成的，雖然可以使每件器都不同，也無需顧慮接合問題，但也要花較多人力。
我們覺得不同技術無所謂厲害之分。快速而大量的生產青銅器固然重要，但若因此失去如商代客製化式設計的可能性也很可惜。事實上，兩種鑄銅工藝皆有其好壞，能夠靈活地應用，來符合當下製作的物品所被期望的特性，這才是真正讓人崇尚的鑄銅工藝。
¶ week 13, May 26
圖(一)是出土於曾侯乙墓的銅蓋豆，現藏於湖北省博物館。銅蓋豆運用到鑲嵌工法，銅蓋之上嵌有金線勾勒紋飾輪廓，而蓋子的花紋鏤空處則顯現出底下鑲嵌的雙色綠松石。透過鑲嵌技術和色彩搭配，製造出視覺上強烈的對比，金線─銅蓋─綠松石因此創造出三層的景深。而經過打磨和精巧嵌入的綠松石則讓銅蓋豆外表光滑而有亮澤。
圖(二)則是出土於湖北江陵馬山楚墓的一片衣服袖子。袖子是利用刺繡技藝和絲織布料製成，是由線構成的產物。該片袖子上有花、鳥和獸的圖騰，規律的重複構成繁複的裝飾。由於刺繡工藝需要用線在平面的布料上創造空間，利用繡線排線的疏密和圖樣前後疊蓋關係可以達到此效果，也可以用彩色繡線區分出圖騰。即便如此，刺繡絲織品還是難以達到立體器物可以創造的空間感，但也因此在色彩、線條更具細膩的美感。
圖(三)是商代婦好墓的梟尊，運用到三層花的技法裝飾青銅器面。雖然沒有色彩上的變化，三層花透過不同地紋、母題和母題上紋飾的搭配也可以充滿各種變化，也據此營造出空間上的景深變化。而青銅器本身多變的器型也是視覺觀看的重點，提供觀者更多欣賞的趣味。
就視覺效果來講，鑲嵌、刺繡和三層花都追求滿裝的繁複，也都形成層層的景深。三者在裝飾使用的圖騰也有些共性，例如銅蓋豆上這些似龍的形狀與青銅器上常有的獸面紋傳統相呼應，然而他們以重複的樣式出現，中間有所交纏，就像刺繡會出現的一樣。若要從技法出現時間來看，則簡易的鑲嵌相當早即出現過了，而三層花是殷墟時期的代表工法。刺繡則因為有機材質不易保存的關係，我們很難推測發展的時間。所以我們很難據此指稱三者的影響關係。然而，鑲嵌，刺繡和三層花的影響方向雖不可考，他們之間的關聯性卻不容忽視。
¶ week 15, June 9
蔡侯申銅方壺和中山王方壺俱是體積相當大的酒器，而前者的製造時間較早、後者較晚。蔡侯申銅方壺以修長的壺頸和體積不大、較為圓弧的方型腹部為主體，有像十字型的框架。壺座下有四隻立體動物托高，形成靈活卻又不失莊嚴的視覺效果。器腹兩側壺耳則是由兩隻巨大而修長的獸掛有銅環組成，壺頂還有一個鏤空的蓮瓣狀盤型壺蓋。而中山王方壺則是具有相當明顯的四個弧方面，壺的腹部體積廣大，壺頸相當短。方壺的四稜各有立體雕龍伏在上，其中兩面的兩龍間還有銅環在器腹上為耳。壺蓋則呈梯形台造型，四個坡面上也各有四個像是簡化版的立體龍形意象，可能是作為壺蓋的握把。這八條龍的裝飾讓整個方壺生動起來，是個雅潔、大膽的嘗試。而該方壺的四面外皆有刻上長篇銘文，不同於蔡侯申銅方壺僅有六字銘在壺頸內。
就兩件器物的比較而言，相異之處似乎大過於相同之處。兩者皆有修長而大型的獸型攀附於方壺的頸部至肩部，中山王墓出土的其他器物似乎並沒有這種在肩頸部的動物裝飾，大多僅有環耳，器物蓋上也僅有圓環小握把。而蔡侯申方壺和春秋晚期的山西太原趙卿墓中的蟠螭紋方壺相當形似，所以我們或許可以推測：春秋晚期的方壺可能流行有龍、蟠螭造型的耳。中山王方壺也許就是吸收了這種方壺設計理念，除了四面雕龍的安放配置和蔡侯申銅方壺底座有四隻動物的模式相近，它也同樣安排了兩側有壺耳的配置；壺蓋部分也出現較多裝飾，和蔡侯申銅方壺的鏤空、向外延伸的設計有共同之處。而蔡侯申銅方壺底座的四隻托獸在中山王墓的筒形器中也有出現，在較早的晉侯墓的立鳥人足筒形器上也有出現過將器物「托高」的設計，這或許也是體現了一種器物設計的交流。
¶ week 16, June 16
圖(a)是寧夏地區出土的虎噬驢紋帶飾，從它的大小（長13.7、寬8.2公分）推測可能是掛在皮帶上的銅質牌飾。該器以老虎咬驢的圖像為母題，且該虎呈現一骨瘦如柴、飢餓已久的樣貌；可由正反兩面觀看。可以注意到虎紋的表現方式不同以往，呈現出虎皮斑紋。驢的身體則呈現彎曲狀態，從驢頭、被咬住的頸部到後軀形成前後空間，極富張力與動態感。
圖(b)是中山王墓出土的虎噬鹿屏風插座。L型的器身和頭部、臀部上的插座顯示這是屏風的轉角。錯金銀的裝飾技法，和立體的外貌，使他顯得飽滿而富貴豪華。虎噬鹿的母題和第一件器虎噬驢的母題同為動物狩獵場景，老虎捕獲獵物的動作也相近。
圖(c)是戰國時期李家山的剽牛祭祀銅扣飾，人們用繩子將牛拴在銅柱上，牛角上倒懸著一人，另有一人則被牛踩踏到；最底部有兩蛇交纏咬住繩子的一端。這樣的母題和前兩者不太一樣，但是牛、蛇和人的互動，同樣呈現出很寫實的畫面。三件器的動物都表現出骨骼、肌理，也都發展出空間關係。前二者多了點大自然中弱肉強食的肅穆，後者則呈現人類祭祀的莊嚴。
童恩正認為，半月形地帶不管在“氣溫，降水量，濕潤程度，與植物生長期等等，都有相當的一致性。”不同地區間的文化或許會有交流，其分野並非僵硬的，但是在交流後的文化中，也會出現在地化。也許(c)的器物是在受到圖(a)、圖(b)文化的傳播後出現；但在(c)文化環境中，虎和驢要不是不熟悉的生物，也因此動物的主題變為更靠近當地農業文化的牛和人的互動。這樣的思路是類似童恩正所使用的。
相較下如在張光直的文章指出，如果考古學並未取得獨立地位，那麼考古容易淪為彌補今文經之中闕如之史料的工具而已。也就是說，在史記中的三皇五帝，山海經中的傳說，都未必可信，而宋代以降的經文學常常卻盡其可能的套用已知的史料比對傳世文獻中的人名地名，而做出過度的推論。試圖使用科學證據、考古材料去重建過去文明的樣貌，理論上是能夠以較為客觀的姿態去避免中國考古受制於傳統史學的束縛。
然而這會是唯一的解釋嗎? 也誠如童氏自己指出的，人文因素也對半月形傳播帶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例如說“中原”對“蠻夷”的排斥，使得蠻夷只能從東北繞過塔里木盆地，再沿著西藏一直到中南半島。環境和人文的切割不是絕對的，就以上例來說，中原的形成是不是又跟東部的地理較平，降水較豐有關係呢? 另外我們認為，考古出土的文物可能有種種因素，會不會是因為剛好出土的剛好多位於那個半月形(因為地質性質，或此地開挖的機緣)，才使得那一區的文物特別多? 史記中有提到的商貿往來、軍事行動等，也不無相關。處於高原灌叢和草原構成的半月形帶，自然會有相似的生態和生產，也因此發展出類似的文化內涵。但這樣便可以被稱作同質的文化嗎?
此外童恩正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自然環境制約人類的生產活動”等等，是否也受到當前意識形態下被偏好的觀點所影響? 以考古學服務於唯物式看法，是一種對舊史學的服務。況且他口口聲聲說“祖國”，也有可能不知不覺把現今中國的疆域如此，就直接把不假思索把這一塊區域當做比較的單位，因而放大了其間的相似性，忽略了的相異性，這些都是危機。
¶ Appendix: the Syllabus
第1週 2/25 導論
第2週 3/4 現代考古與中國文明的起源
第3週 3/11 商早期與商代的南方
第4週 3/18 甲骨文與殷墟考古文物
第5週 3/28 校外教學：故宮博物院
第6週 4/1 溫書假
第7週 4/8 三星堆與金沙文明
第8週 4/15 崛起西方：西周與其封國
第9週 4/22 貴族的傳家寶：陝西周原窖藏
第10週 4/29 期中考
第11週 5/6 銅器工藝的發展
第12週 5/13 文物所見之晉國
第13週 5/20 史籍失載的貴族：曾侯乙
第14週 5/30 校外教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
第15週 6/3 草原民族：中山
第16週 6/10 西南文化：雲南晉寧石寨山滇文化
第17週 6/17 從邊陲到中心：秦
第18週 6/24,27 期末考與期末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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