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華夏邊緣
Feb. 24, 2016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
[開場白] “任何人到我這裡來，”路加福音裡的耶穌說，“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十四章26節)
我第一次讀到的，當然是清朝時候翻譯的和合本，他把“恨”改成“愛我勝過愛”。有差別嗎，我想? 愛永遠建立在恨之上: 當你愛到別無二心，一個人，一個族群，一個國家，代價必然是恨之入骨世上其他一切。這特別如此，在我們這個時代；此時人們愈發爭論著這是誰的神，是誰的油田，是誰的中國。
[內容簡介] 什麼是中國人? 封底的這個問題吸引了我。《華夏邊緣》就是一連串論文集，其中王明珂追蹤了“華夏”的邊界，從新石器晚期遊牧與農業的二分逐漸形成，到周朝的緣起，到秦漢之際華夏與異族的區別定型化。
例如在新石器時代古燕國處的墓葬中，陶器減少，隨身飾品和武器增加，與文獻上周朝與戎狄的對立不謀而合(p.185)。姬姓周人透過姜姓結盟以籠絡戎人，日後西周被犬戎之支滅亡，而大駱一支納入華夏認同，而秦人的前身，而這段邊界曖昧的時期饒堪玩味(p.222)。例如羌人的各溝各寨在習俗語言都不盡相同，但彼此交流時則會強調相似的服飾與節慶(p.336)；而羌族內部的某些稱號代指西方的野蠻人，這並不是確有所指，而是各地的人都說那些人在更西邊(p.333)。
於是“族群”是一個有機體。那之中人們放大檢視我族與他族的差異性，好排除對方以獨享有限的資源；或假借共同的族源凝聚向心力，以擴大邊界以納入新接受的成員。如果讀者你已經可以接受這些說法，我覺得你可以不用特別去借這本書了，因為這四百多頁都是繁瑣，卻必要，的一個個證據。
[更多例子] 我的歸納是，分離可以透過強調對方的對立性來證成，抑或可以透過堅持我方的正統性達成目的。打個比方來說，一個是以催化劑產生新反應途徑，一個是與原反應物拮抗舊有機轉。好像沒有比較好懂，不過我高中念三類的。
生活中更不乏相關的例子。身處在群體之中，人們會強調我族優越於他族，像是在電機營的電路教學時，同學半開玩笑地說，“物理系的絕對不懂這些”；或是數學系教授上課時脫口而出，“搞CS的人用到的數學最多就是這樣。” 族群也需要象徵，像在電機二館門口，畫有交換電路及信號隨時間作圖，不管特定的學生是否唸的是這個；而同學選擇性強調共同傳說——“電機就是賣肝”的玩笑，更成為某次系服 T-shirt 圖案，不管是否真的如此。
再拉遠一些，台大同學也成為一個群體。有台大生虐貓，讓部分社會輿論指向台大，於是同學紛紛在個人臉書辯護，或轉貼之。又如性別運動團體的標語“我讀台大我挺同婚”，片面使用台大的立場宣傳，這些時候認同又被擴大到整座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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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確切定義] 然而王明珂對“族群”一詞的立場究竟為何? 王攻擊了傳統的觀點，亦即族群是由先天性狀，後天特徵，語言文字，與風俗習慣劃分的；因為王認為這些指標經常無法給予一刀兩斷的劃分。
那麼王背後的假設似乎是，族群是由主觀認同建立的。可是如果青銅器上的自稱就足夠，又何必需要考證姬姜姓的結合是否確有其事? 既然《史記》或《後漢書》告訴我們中原人稱呼某族人為“羌”，那麼“羌”的概念就存在，這樣他們所指對象是否明確又有什麼重要?
更有甚者我會先質疑，文化的界線是連續性的，是否就蘊含“文化沒有辦法被區隔”這樣極端的結論? 既然作者說器物的製作者欣慕異文化(p.81)而在本地器物納入了異文化母題(motif)，那麼他其實也假設了文化有他我之別。如果客觀的羌族不存在，那麼作者提及“黑水羌族常喝咂酒，信藏傳佛教”等等，這裡的“黑水羌族”指的是誰?
這個問題也就是對自然類(natural kind)的質疑。但我們不用講到這麼遠，只要想想，例如，顏色的變化是連續的，黃色與紅色卻仍有所不同；學院音樂和流行音樂並非全無重疊，但有些東西聽起來就是比較古典。族類相似(family resemblance)性並不代表類別不存在。
也許王明珂的意思是，歷史上確實有可以被區隔的群體，但在史書中可能含有作者的偏見或誤解了，例如司馬遷與班固對羌族的印象是刻板而模糊的；又如對祖先記憶的不確定，使家譜錯誤百出，而這樣情況下“歷史永遠喪失了”(p.56)，所以族群的區隔已經不可考了。
這似乎是對史學的根本性質疑，而我不相信王真的這樣想。例如王質疑前人的治史，援用先秦典籍以支持對周族起源的假說，那些資料卻不可盡信，只反映了晚至戰國的族源傳說；然而他自己在分析姬姜結盟時，也用到牧誓和商頌等等資料。此外，考古文物難道不能支持我們對古文化的猜測嗎? 癟檔尖足鬲和分檔袋足鬲的區別(p.195)就建議了開採文化來自相異集團的可能性，儘管，當然，有可能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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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波與物理符號的例子] 換個方式說明，想像一千年以後的考古學家在討論稱之“物理學家” 和“電波工程師”(而這兩個字的意思已經失傳了)的群體。物理學家提到虛單位時用 i ，但工程師用 j ；物理學家的波數(wavenumber)叫 k ，而工程師的叫 β 。此外考慮到磁通量密度 B 是基本物理量，物理學家用 B 描述，然而因為在線性物質中磁場強度 H 和 B 只差常數倍，工程師通常用 H ，便可直接帶入物質之方程式。前者可能參加 APS 年會，後者則可能去 IEEE 年會。
於是考古學家會說，兩個群體使用不同的符號，來宣示自己的特異性，與此同時每當出席異族的場合，也會跟著使用對方的符號以表示友善。於是族群邊界是模糊的，開放的，而隨著權力關係而時有消長。然而，這樣的看法是平凡的(trivial)。一個人可以同時是電波工程師，也出席物理年會。或是身為物理教授，但是參與天線開發的計算時，和電機系同事一起用 H 書寫公式而不是 B 。
[較弱的立場: 族群是一種描述] 我故意舉不正常的例子，是希望大家跳出敏感議題來看。族群的邊界不固定，會隨著我族或異族的觀點有所不同，會隨著資源競爭而改變，是族類相似而非一刀兩斷，這些都不影響族群存在的事實。
這些問題十分令人頭痛，一部分是定義模糊所致。我不覺得王明珂書中的所有意見有完全一致。我也注意到有幾章的重複性極高，特別是第1到3章和結語。也許撰寫這本論文集較早部分時，王還沒拿定主意要用何種立場剖析族群。如果王採用較弱的立場，也就是《華夏邊緣》旨在描述族群——用上述的一種或多種定義——的產生與沿革，我認同他嚴謹的工作，然而他對傳統史學的批評似乎是平凡的。如果它採用較強的立場，其炮火又過於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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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認同史] 你們可能覺得我花了好幾段窮追猛打一個小問題，我卻覺得至關重要。因為切換到了這個角度，亦即族群研究是一種客觀描述，那台灣的認同問題，也就是《華夏邊緣》的最後一章主題，顯得特別新鮮。其實我是到大家在吵服貿那時候，就是兩年前，才比較了解兩岸問題，而我相信很多人也許始終沒有進入狀況。
身處多方政權的交錯點台灣，我說地理名詞的台灣，在一連串易主之下地域與血緣團體也時有消長或合而為一(p.380)，諸如福佬人促使原住民融合，客家人促使福佬人凝聚，台灣的割讓給日本促使知識份子著重連結中國(p.382)，接著針對國民黨的不滿又促使台灣人民懷念日本(p.383)。
而最後如我們所知，《華夏邊緣》寫完了二十年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的衝突之下，人們似乎建議了兩種可能方案，也就是，我揣摩本書的用語來說，以認同非華夏的台灣概念為資源競爭的工具，或是以零和的方式依舊宣揚華夏的共通性與對方的特異性，或是，用比較生活化的講法，是台灣獨立還是和平統一。
[放大差異與共通的例子] 人們不常以這樣的方式思考。事實上，人們在承平時期誇大彼此本是同根生，在敵對時又翻出互動干戈的舊帳。例如二二八時候，外省人說本省人攻擊外省人，本省人也說外省人屠殺本省人。王明珂卻指出，證據顯示許多口述歷史是誇大之詞(p.394)。
生活中，我們不難舉出類似的例子。去大陸交換回來的同學，不乏溢美之詞；另一方面也有些人特別注意到陸客的負面行為，例如用手剔牙齒，或不排隊，或大聲聊天。這些情況人們傾向於拿我方的知識份子與他方的中下層民眾相比，這卻站不住腳。換言之，我也大可以拿台灣鄉下的醜陋鐵皮屋與廢棄田舍，與大陸新開發的城市相比，例如為了北京奧運建設的水立方和鳥巢，然後結論說台灣就是鬼島。
類似地，大家表達出大陸用語的厭惡，像“不靠譜”或“公交車”，卻沒有人討厭來自日本的語彙，像“物語”(小說)或“揚物”(炸的東西)——現在許多餐廳寫“炸物”，這種混合使我深惡痛絕。如果簡化字降低了語言的純潔，殘害漢字的美感，那大部份人生活中減省的筆畫以及行書或草書的特殊字體又怎麼解釋?
[族群實體的同一性] 更棘手的問題是什麼時候現今的人群可以繼承或可以切割以往的實體。例如說，國民黨政府曾經在二二八事件前後殺害很多知識份子，而昭和時候的日本軍隊曾經血洗南京，而一般認為這些機關現在仍承擔以上的責任。然而，例如說，古代中國對鄰國的侵略，以及清領時候的閩粵械鬥，今天台灣的民眾則不必負責。
為什麼? 大家的腦袋真是靈光，竟然一瞬間就處理千絲萬縷的資料，那些念大數據的不妨來模仿一下。以數學系的標準，你來跟我要考卷分數，我卻覺得沒有很明顯。我沒有支持哪一方，只是想請你們把每個原因寫下來，把每個 δ 用 ε 清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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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敵我的本能] 所以也許這只是一種本能。在普通心理課，我們聽到人有所謂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一個人看到別人飢餓，開心，害怕，他也會覺得如此，因為相應的神經元會自己活化。於是書本認為，人類生來就傾向於設身處地，而非略地侵城；傾向慈悲為懷，而非自私自利。
這段過度引申的隱惡揚善，令人費解。如果真的這樣，世界上怎麼會有兩百多個國家? 是不是我們也有像是細胞主要組織相容複合體(MHC)一樣的感應器，偵測你是我族還是異類，就這樣我們多會辨識手足同胞，我們就多會不容異己，這是十萬年來的演化要求的，好讓原始社會中共享利益的集團編造出自己的宗教，幻想出共同的血緣。
誠然演化所得的稟賦大多為真知灼見，可是，我卻要質疑，愛國真的對個體有利嗎? 於是當我方認同的價值與敵人天壤之別，那些異端倒對他們一樣千真萬確，就像南斯拉夫內戰或盧安達(Rwanda)內戰時從前平凡的鄰居現在心安理得地大開殺戒。
[含有族群的命題地位] 所以具體要怎麼用有意義的方式進展族群問題，我不清楚，也或許這裡不會有一個合理的進展。釣魚台怎麼可能對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的，對日本是日本的? 西藏對印度是獨立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否? 我們在處理一個神秘的全稱命題；它因為脈絡改變而截然不同。搞不好它們不具有真假值，只是根源於不同價值觀的互相不了解，那些誤解背後又各有各的社會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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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的中立性] 在現實利益考量下，連史學也淌了渾水 ，就像王明珂的批判。例如，既然地緣相近的族群事實上總是多少會有溝通，與其強調東北的與西伯利亞的關係，中國學者卻選擇強調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考古相似性(p.408)。又如課綱微調大幅加入台灣與中國的連結，固為可議，然而刪去之後，台灣與其他政權的互動的篇幅多寡標準又應為何? 類似的，台灣原住民究竟和南島語族還是和廣東福建的關係較大(p.390)，日治台灣的慰安婦是不是被迫的，這些本該純為學術的爭論也永遠染上政治色彩。
西方學者未必更加中立。在民族主義盛行時，歐洲學者想方設法想找出羅馬時代哥德人(Goths)，法蘭克人(Franks)，諾斯人(Norseman)與現代各國的連結，但也有學者指出這些“國別”可能是蠻族(barbarians)和羅馬官員互動之下，才漸漸強化原有階級分化並推派出代表。甚至匈奴人(Hun)是在羅馬亡國前後那群草原民族向古匈奴致敬而取的名字，跟漢朝邊界的匈奴可能沒有什麼關係。
或許人真的無法超然一切，但我們可以努力。如果“使徒書信”的作者們歧視同性戀，就呈現出來，而我們也不必再窮追猛打古人的侷限。十九世紀末投資直流供電系統的愛迪生(Edison)，為了和特斯拉(Tesla)的交流系統競爭，曾假造數據，危言聳聽，然而時間一久，人們還是指出直流電是不可行的。但以理書中提到一個似乎不存在的人物“瑪代的大利烏”(但以理書五章30節)，為之辯護的學者，其神學動機仍在所難免。
在這背後是一個溫和的科學哲學，亦即我相信歷史學，文本批評，和自然科學最終都能免於偏見。想起彌爾(J. S. Mill)，波柏(Popper)，和——也許稍微不明顯一些——孔恩(Kuhn)對知識的態度迥異，卻都暗示了，固然每個人懷著一己之私，然而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久之人類的探索必然更加公正，又不斷精銳。
在那之前歷史永遠不會有定論，但就像王明珂在書末(p.426)講的(我稍微摘要)，納入邊緣族群的嘗試不能忽視“當地人的歷史記憶與認同”，而分離主義也應考慮獨立後面對的“資源與空間狹小”，甚至實質上是否將造成“更激烈的族群衝突與階級對立”。因此，“比統獨更重要的課題可能是，對內營造合理資源分配，對外與其他文化體系共商開發與分享地球資源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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