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陰性終止
Feb. 21, 2009
蘇珊‧麥克拉蕊(Susan McClary)，張馨濤(譯)。陰性終止: 音樂學的女性主義批評(Feminine Endings: Music, Gender, and Sexuality)。台北: 商周，2003。
號稱第一本音樂學的女性主義批評，本書似乎當年激發無數的討論。本書作者實際上試圖將音樂縮減為父權社會壓迫的工具: 主張我們都受到父權社會洗腦，並下意識的將音樂和性別連結。儘管作者力言“我並非要佛洛伊德式的尋找無意的陽具。”(p. 131)而是依賴西方文化中共同的符碼，建立音樂與社會的關聯。她所謂找出符碼的方式，則是費盡心思引用各時代的資料作為依據。
不過其論點確實讓我聯想到佛洛伊德。如果她心中已經預設任何事物都是陽具，看甚麼都是陽具，當然很容易能找出想要的關連。本書的主張是一個無法反駁(unfalsifiable)的命題。進一步言，本書大多數論點更顯得充滿任意性。
更何況傳統西方社會本來就是父權的，要找到幾個人將音樂與性別連結起來更非難事。我當然承認音樂和文化能有某種關連，有時也能成為性欲的一種象徵。我也不反對有時我們容易將音樂和某些象徵連結在一起。但音樂不只是這些；音樂也有自己的內涵。
第二章中，作者分析《天堂的玫瑰》(“Rosa del ciel”)第一段的性別建構。譜例1a和4b在我看來同樣是對和聲進行的延遲與裝飾，經過作者的三寸不爛之舌，一個被解釋成奧菲歐“以人為方式挑逗期待然後刻意引導聽眾慾望的過程”(p. 89)，一個則是尤麗笛琦的以女孩身分建構的，退縮而害羞的“反修辭”(anti-rhetoric)(p. 95)。
第三章中作者自己就以兩種角度批判《卡門》和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作者先在文本中找出了父權社會的期待和壓迫，之後又以另外的角度將它們看成對父權社會的控訴。(見p. 128“[卡門]成了對歐洲父權形式性別建構的嚴厲評論”和p. 139“它[《第四交響曲》第一主題]與暴力結束共謀的慘痛程度不下於荷西。”)
第四章中，作者試圖區分“瘋女人”和“框架” 的象徵。這當然也不難；偏離當時的音樂語彙的元素，和傳統的音樂元素，很容易就能被區分為二元。事實上，任何作品中，幾乎都能找到二元對立的成分，因為穩定與不穩定的對比本來就是音樂的推動力。這些想當然爾就被貼上“過度/瘋狂/女性”和“框架/壓迫/父權”的標籤。
又如第六章中，作者讚揚安德森(Laurie Anderson)的《哦，超人》(O superman)從頭到尾只用了兩個交替的和弦，表現出我們自身的後現代處境與解構。當然這也是一種觀點，但更可能是因為安德森不懂得用更豐富的和聲語彙寫作而已。要說這簡單至極的和聲有甚麼深刻意涵，實在難以令人接受。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第六章其他幾個例子，和第七章對瑪丹娜的討論。它們和聲實在沒有甚麼值得注意的特點，卻被作者說成對父權形式強力的批判，我想更沒有一個聽眾能聽出來作者提出的這些象徵。
否定了傳統音樂敘事手法之後，作者則認為范德費德(Janika Vandervelde)的《創世紀II》(Genesis II)是女性敘事的理想(第五章)。在p. 214第一段中，作者提到男女學生對范德費德的作品反應不同；女學生聽出“發條模型中的女性情慾快感意象，”男學生則認為發條模型是“虛無”。
然而同一個現象也有很多詮釋法。但是它們只能視為一種觀點，而不能導致“整個西方傳統音樂就是以性政治為核心”這種結論。看來本書試圖造成音樂學的革命，結果只是淪為全世界的笑柄而已。在1990年代，女性主義紅的不得了；但十幾年過去了，我們仍未看到女性地位的實質提升。女性主義的批評已經顯得陳腐，空洞而令人厭倦。女性主義的學者為何不把重點放在實際的行動上，而非把女性主義作為一種鬥爭工具。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