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黃光國《社會科學的理路》
July 16, 2014; Mar. 3, 2016
[本文的來歷] 兩年前在台大舉辦的GIS集思論壇當志工幫忙，我即席聽寫的其中一篇是黃光國教授的演講(2014年7月16日)，主要是講他的一本書《社會科學的理路》(心理出版社，2013)，以及他對“本土心理學”的看法。黃教授對心理學界有許多批評，已經進入了科學哲學的範疇。我對黃教授的某些觀點不以為然，但是演講後的提問時間倉促，使我沒有表達清楚，活動結束後也並未再有時間討論。
最近我整理到當初的逐字稿，那是我當初聽錄音打的，應該相當可靠，而如果黃教授那派的學生看到我這篇文章，甚至黃教授本人看到，我很希望你們可以指正我匆促的錯簡甚至我誤解之處；同時我也要指出，黃的簡報並不夠有條理。良性的批評討論是學術的一環，而黃的批判本身當然也包含在內，所以趁這個機會，我在文末簡單做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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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造假事件] 演講開始，黃光國教授從最近的時事——蔣偉寧的論文評審造假事件開始。陳震遠“搞出一百多篇論文，一大堆假的e-mail”，而曾志朗“養了一大堆跟屁蟲，有一大堆人引用。”
黃認為學術門閥盛行的根源是“從一九四五年光復以來，台灣一直都是美國的研究殖民地。” 仔細想想，有哪一行，主要的概念不都是西方人弄的? 不是“把實驗數據換一下，把熱門議題套一套?” 不，真正的論文，是在理論上有突破。
反之，現在研究者須巴結有名有勢的教授方能確立地位；他們“要好處，要掛名，但是一出了事就撇清關係。” 甚至 “一個學生畢業了十幾年了，他的出版論文還要掛指導教授的名字，老師卻對學生的研究一知半解。”
[大學供過於求] 另一件事展現出同樣的隱憂: 廣設大學造成供過於求。教改二十年下來，一百六十幾所大學，“全世界沒有這麼荒謬的事”，因為一人一張大學畢業證書，“一點屁用也沒有” (他那天真的超激動)。
在德國70%是技職，而僅30%是研究型大學，其中頂尖大學只有5%。我們以前有很多一流的職業學校: 台北工專，高雄工專，都是世界一流的。許多產業中堅，像郭台銘，這些最優秀的都是那些畢業的。
現在全部改成研究型大學，大家都在搞SSCI，“一點屁用都沒有”(我覺得這是他口頭禪)，最後就是大家論文造假。最近東吳物理系倒了。永達技術學院今年整個都關了。可見台灣的高等教育面臨很大的危機，一年一年下來，有人估計，再過幾年台灣高教要關掉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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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心理學的需要] 為解決這兩點，我們要發展出本土心理學，而不是盲從西方，至少黃這樣認為。因為我們的高等教育機構方能吸引亞洲各地學生。本土心理學“跟美國接軌，接個鬼呀!” 他這樣說。
聽到這裡，我感覺黃光國以三點來進展他對西方心理典範的批評。除了上述提到的文化含攝，他也攻擊了行為主義，以及建議了他所謂的“後實證主義”。
[為何含攝文化] 西方人把每個人都變得很個人主義，那是不可能的事。當你考慮文化，你會發現西方人都是錯的，因為理論是看世界的眼鏡: 沒有含攝文化的理論指引，你看不到一個文化，黃這樣說。於是含攝文化的(culture-inclusive)心理學重要性不言而喻。的確，把文化抹煞掉，是不可能的。例如說文化的承載體(carrier)就是語言，但大家都不講那個語言，那個文化就消失了。
[中國傳統的忽略] 然而古中國的文化傳統並未納入現代學界，黃指出。很多人編了很多書，考察中國心理學的傳統。但是對心理學者一點影響都沒有，好像與學術界分裂了。不止心理學，其實政治學和經濟學等等，都是一樣。最近的焦點論文，翟學偉，任教於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心理學系，寫的〈中國與西方: 兩種不同的心理傳統〉。心理學的分類完全是西方的，但在中國，各個學科是相通的。因為這樣的文化背景，我們再談本土社會科學時才有這些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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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心理思想] 接著他回顧了近代的心理思想。
心理學之父，文德(William Wundt)，認為“文化的問題沒辦法用科學研究”，只能用“歷史方法”研究。他編的書《民族心理學》(Völkerpsychologie)可以代表這樣的思想。
類似地維高茨基(Lev Vygotsky)注意到學生在學校學的科學知識，跟家裡教的都不一樣，必然是文化的影響。於是他認為心理學應該有兩種，一個是搞因果關係的“causal psychology”，一個是探討人類意志的“intentional psychology”。我要這個，不是這個，是因為“我是人，不是被研究的物。” 黃教授繼續說。
可惜維高茨基的時代，1960s，盛行的是行為主義。他們完全不考慮人的意圖，把人“當成跟禽獸一樣”，把人腦當成一個黑盒子。屆時帕甫洛夫(Pavlov)的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可當代表。於是維高茨基被蘇聯禁了二十年，被說他搞的是唯心論，不是唯物論，而維高茨基的書很晚才為人所知，但帕甫洛夫的書，每個念過心理學的人都知道。
始於1970s是第二波革命——認知心理(cognition psychology)。他們描述大腦發展的活動。今天學生念的絕大多數都是這一類。可是，黃光國覺得，這些的預設都是西方的個人主義。黃介紹了“自我的曼陀羅”理論，裡面描述了“我要怎麼樣做才是社會學層次上的個人(person)?” 人要吃要喝，有性慾，於是需要獲得處理問題的知識(knowledge)，最後表達出行動(action)。也許黃認為這樣的理論尺度尚局限於個人範疇，無法描述文化全體。
[個人的發展重現文化史] 他也介紹了 Micheal Cole 的理論: 每個人的教育都重現一次文化的發展史。以中國為例，我們最早依序是道家，儒家，法家，兵家。我們每天“都在重演一次”，而“橫跨你的一生也都在重演”，因為“你早上頭腦糊里糊塗的時候是道家，早上跟家人一起吃飯這是儒家境界，到學校考試是一個法家境界，到公司裡面上班的時候是兵家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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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科學哲學的批判] 講完了這些，黃光國說，西方還有一個不同的傳統，就是科學哲學的傳統。什麼人研究科學，就有人去思考哲學，成為互為體用的循環關係。
[科學哲學的重要] 現在我們要迎接心理學的“第三波發展”，把非西方文化考慮進來，要發展本土心理學。這樣就要考慮科學哲學。必須能解釋我們的文化傳統，需要解釋學(hermeneutics)。很多理論傳統是有問題的，要加以批判，所以需要批判理論。
台大這種頂尖大學，很多同學不懂科學哲學，“可恥!” (老師息怒....) 最後“沒人開這課” (呃有吧我才修過)，他“只好自己開”，又寫了一本《社會科學的理路》。因為一般的科學哲學只講自然科學，但黃想要整合社會科學跟自然科學。
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最盛行的時候，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把實證主義推到最高峰。後來衰微了，後實證主義跟他對立。包括波柏(Karl Popper)，還有他的徒子徒孫拉卡透胥(Lakatos)，費雅本(Feyerband)，孔恩(Kuhn)。
[後實證主義] 在實證主義，猜測及想像是先驗的，並在現象界找機制(mechanism)。但是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說機制就是實在的。我猜他的意思是“機制”比“理論”(theorem)更不帶偏見的描述經驗事實。講完了這些，黃光國最為尊重的似乎是後實證主義。他似乎認為在實證主義下，科學是發現神定出來的定律。在後實證主義下，科學只是趨近真理，於是“每個人都可以努力，提出觀點，科學就無限進步。”
[儒學傳統是優勢] 台灣尚存的儒家傳統是個優勢，黃認為。儒家的文化型態，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文化現象。從孔孟的儒家，到宋明理學出來，程朱(程顥，程頤，朱熹)的理學，陸王(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到近代的社會科學。就連在台灣的佛光山都和印度原始佛教不一樣，因為結合了儒道釋。它一直在演變，是一種變形之中的平衡(morpho-stasis)。大陸就很慘，因為文革以後，什麼都沒有啦! 等到他們經濟發展好了，沉澱下來，絕大部分還是搞不清楚什麼是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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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舉清楚的例子，黃光國寫了一本書，《儒家關係主義》，英文為“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其中黃區分了生物決定的普世心理(universal mind)，以及文化決定的心態(mindset)。同個文化裡，每個人心態都一樣，但是又要考慮每個人的特殊性。用這個來檢視儒家文化的禮教，中國的道德思想，面子問題，組織管理。
例如關係(relation)的概念。中國人是講關係的。“有句話說，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找關係，找到關係就沒關係。” (全場大笑) 描述中國人的心理，我們要正視這些關係的影響。
像這樣把涵攝文化的模型弄出來，又可以作量化(quantitative)模型，又可以做質化(qualitative)模型，可以合在一起。拿西方理論來套，就跟社會事實差異太大。就算勉強用量化模型來套，質化模型仍然差異甚大。
黃光國舉了另個例子。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出來以後，很多論文指出，伊斯蘭教或儒教都阻礙現代化，而西方基督教適合現代化。
黃就有不同意見了: 要是真的如此，怎麼會有亞洲四小龍——南韓，新加坡，香港與台灣的繁榮?
針對這點他寫了《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指出，有力的法律規章，西方的思想，中國的勤奮，才能促成東亞的現代化。“我主張把科學哲學考慮進來，”他繼續說，“卻不敢批韋伯批得很厲害，因為我還只是小咖。”
對這篇文章，他自己也引述了別人的批評，像“苑舉正(台大哲學教授)認為我的概念不清，是沒有意義的口水戰。” 而“Snooter批評我，不要搞漢族中心理論(Sino-centrism)。” 不過他認為，“當然要漢族中心理論，好像美國人在搞心理學，也是個人主義中心，我們為什麼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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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宇的提問] 我覺得黃光國教授好像是一個個性剛烈的人。有些地方有點主觀，例如他主張行為主義就一定代表我是被研究的物而沒有人性尊嚴。有些部分聽起來很像胡說八道，像文化發展之重現理論，我只好認為他可能在搞笑。
不過即席演講總是會有些不夠客觀公允的小地方，我想我不需要窮追猛打。然而撇開這些，以較為寬容的方式解讀，細緻檢視下來仍有幾點有待商榷，儘管他的大方向是好的。臨場我並沒有講得很完善，而黃教授很客氣地回應，然而我想他沒有懂我意思。
黃光國不認同“行為主義否定內在認知”，是因為“人的情感與價值是不同於因果的一個範疇”，這是混淆了實然問題和應然問題。我這樣說完，他的回應是，他批評行為主義，是因為它不討論人的認知與價值觀念，所以不是混淆實然跟應然問題。如果選擇這樣較弱的解讀，就沒有問題了。
此外他指出，實證主義會導致“只有西方人是對的”，為什麼呢? 依照經驗主義，反而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假說，檢驗它是否與世界相符。此外他對真理的概念令我困惑。就算科學不是真理，或我們有可能沒辦法發現真理，也不代表一切知識都是因人而異的。
最後，他一直提及典範這個概念，可是運用在這裡是否洽當? 我不覺得它反映了孔恩的觀點。孔恩借用這個希臘字，原意是動詞變化，像 swim - swam - swum 和 sing - sang - sung 是一組。他想表達自然科學的一個環環相扣的整體傳統，構成一個看世界的方式。我們模仿典範，就像看到類似的動詞變化表而舉一反三。
但是像牛頓物理那樣的獨霸性在社會科學並沒有出現。退一步說，孔恩要求的那種鉅變，也許比較接近行為主義到認知主義的變化。於是“本土心理學”對華人的心理提出新見解，其實大體上還是在認知心理的典範內。既然黃把典範一詞看得這麼微小(trivial)，那麼所謂含攝文化(cultural inclusive)的心理學，是不是也太廉價了。
就算西方式典範確實迥異，它又未必不能描述第三世界的心理，跟有沒有尊重他們的生而為人的價值。不，科學關心的是能不能描述世界。舉例來說，如果西方人提出人格(personality)理論，列出侵略性(aggressiveness)，賣力負責(conscientiousness)等等，或許不太適用於中國。因此中國學者又提出了其他性質，也許是服從性，好面子等等。這並不是典範轉移(paradium-shift)，而是同一個典範的完善刻畫(articulation)。
相反的，之所以沒有中國式典範—一個全然不同於西方的研究傳統—到底是研究不夠好，還是古代中國的自然哲學不夠有解釋力? 沒有人阻止中國人提出新典範，而如果真能描述事實，也會被西方人採用才對。
最一開始的兩個批評，首先是過度重視SSCI的排序，這個問題跟哪一國典範的相關性不大，而是學術界權力關係的問題。誠然在西方在中國都會有學閥，可是不代表應該因為這樣硬要去搞不同於西方心理學的進路。其次是，他要透過優秀而獨特的學術發展使過多的大學都取得崇高地位，吸收大陸及東南亞學生，那還不如讓私立大學有退場機制，有機會重建完善的職校體制。
我講了這些，那時黃光國回應說，同意權力結構跟學術應該分開來看。但他又一再跳針，強調學術界的問題不單純是學術，而是因為大家都自我殖民。最後他說，“西方式的典範運用在中國上，文化是整個碎裂的。如果你覺得這很好，那就去用吧。” 這時工作人員說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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